民國劇大吐槽:師座局座委座可不是亂叫的!

類別: 新奇

民國劇大吐槽:師座局座委座可不是亂叫的!

20世紀30年代初,已完成北伐,建立全國中央政權的蔣介石站在“總理遺囑”旁

在民國題材影視劇中,國民黨內部的稱呼一直是個頗具時代感的元素,看得多了,觀眾也摸清了門道。領導一律稱某座,如“師座”“處座”,“局座”甚至被頑皮的網友用在了當代某著名軍事專家身上;同輩官員間喜歡稱兄道弟,關鍵時刻可要“拉兄弟一把”;“校長”就是蔣介石的代名詞,有時還叫“總裁”。

這些今天看來帶著幾分喜感的稱謂是怎麼來的?最低要達到什麼級別才能被稱為“座”?什麼人可以叫蔣介石校長?什麼層次的關係可以稱兄道弟?這些問題理一下頭緒,會發現影視中很多叫法其實是以訛傳訛。實際上在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將領之間,稱呼是非常講究的,不但“校長”不能亂叫,兄長也不能隨便認的,套近乎也要按規矩講輩分。

一、從黨員“總理”到全民“國父”

說起“國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孫中山,在電視劇裡,會發現很多國民黨員稱之為“總理”。“國父”與“總理”這兩個稱謂都是孫中山逝世之後才有的,要弄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還得從清末革命黨說起。

1905年7月,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主要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團體合併而成,從 “同盟”二字就能看出其聯盟組織的性質,各團體名為合併,但不代表原組織徹底失去自主權。同盟會“反清”的革命目標一致,但組織上卻是鬆散的,缺乏集中統一。孫中山被選舉為同盟會總理,這時的“總理”雖是同盟會最高職務,但並非他專屬稱呼,相當於造反者聯盟的盟主。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紛紛光復,孫中山從海外歸來,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時的孫中山地位與“國父”仍相去甚遠,幾個月後軍政大權就落到袁世凱的北洋系手中。

民國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組織無不熱衷於組黨造黨,原為地下革命組織的同盟會必然也要適應這一時代的變化。幾經周折後,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民國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等五黨組成新黨,根據“共和之制,國民為國之主體”的宗旨,定名為國民黨,於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9月3日,國民黨在北京召開理事會,公推孫中山為理事長,這是孫中山在國民黨成立後的第一個職務。然而孫中山對黨務並無興趣,不久就委託給宋教仁代理。

需要說明的是,民初這個國民黨和我們現在常說的中國國民黨不是同一回事。在隨之而來的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動盪後,這個鬆散的國民黨在袁世凱的鎮壓下很快分崩離析了。1913年,孫中山再度流亡日本,於次年6月成立了與國民黨有本質不同的中華革命黨,並自任黨魁。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並公佈明確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新規約,黨名從此再未更改,一直延續至今。這個時候已經不存在“黨魁”,孫中山在黨內的職務和同盟會時期的叫法一樣,即總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本部設總務、黨務、財政三部,分別由居正、謝持、廖仲愷分任部主任。在此後幾年,國民黨日益成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再次被推舉為總理,僅隔一年後,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在總理的任上,他臨終前的遺囑因此被稱為“總理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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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7日,孫中山和廖仲愷出席在廣州舉行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7週年大會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於1925年5月召開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和《關於接受遺囑的訓令》,此後國民黨一直未選舉出新的總理。1926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對黨章的修改、宣傳和財政、軍事等工作做出了相應決議,併產生了黨中央新一代的領導機構。根據“二大”通過的國民黨新修黨章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從此,總理一職成了國民黨中的特殊職位,總理之位永遠留給了黨的創始人孫中山。

相比之下,“國父”這一稱謂的出現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尊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此後,許多叫法也有微妙變化,例如《總理遺囑》開始被改稱《國父遺囑》,《總理紀念歌》改為《國父紀念歌》,就連原歌詞中“我們總理,首創革命”也改成了“我們國父,首創革命”,其實都只改動了兩個字,其他均未變。“總理”是政黨的職位,而“國父”則上升到了國家層面。看似僅僅是稱呼變化,背後伴隨的是一系列強制性政策,例如學校學生必須背誦《國父遺囑》,政府公職人員必須穿中山服等。兩字之差,“黨員必讀”就變成了“全民必讀”。

二、從委員長到總裁

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時已去世多年,實行這一系列措施的是蔣介石。和孫中山比起來,蔣介石的專有名詞更多,例如委員長、總裁、校長、蔣公等等,這些稱呼又是怎麼來呢?

先說人盡皆知的“委員長”。打完中原大戰,蔣介石平定了黨內幾支實力較大的軍閥,黨、政、軍大權越來越集中於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這10年間,張靜江、胡漢民、蔣介石在黨內都擔任過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但這個職位的權力非常有限。那時候“主席”這兩個字實在不怎麼值錢,不要說黨內的主席,即使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個名頭。既然主席是虛的,那就必須另設機構集權。

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正式通過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恢復了之前二屆五中全會後被撤銷的軍事委員會,並提名由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後就正式任命。根據四屆二中全會的議案,軍委會委員長一職統率全國海陸空軍,總管軍令、軍政等事項,實際上就是國家最高統帥,婦孺皆知的“蔣委員長”就此誕生。1945年抗戰勝利後,軍事委員會這個機構被撤銷,也就是說,“蔣委員長”這個稱呼只存在於1932年到1945年之間。現在不少電視劇中,明明已是國共內戰時期,國軍將領們還一口一個“委員長”地叫,實在是嚴重穿幫。

除了“委員長”這個特別著名的稱呼之外,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還有個專有稱謂——總裁。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為應對複雜的形勢,國民黨於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修改黨章,增設了《總裁》一章,與原儲存的《總理》一章並存,規定:“總裁代行總理職權。”

“領袖制度”確立後,國民黨自孫中山逝世以來實行的委員制名存實亡,蔣介石成了黨內的最高領袖。從抗戰的大背景來看,增設“總裁”之職確有戰時行非常之制的意味,但在抗戰勝利後,總裁卻被保留下來,並長期由蔣介石擔任。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逝世,國民黨中央於4月28日召開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會議,決定接受總裁遺囑,並提議保留“總裁”一章。次年11月,國民黨召開十一大,對黨章進行了重新修訂。修訂後的黨章保留 “總裁”一章,這一做法與50年前如出一轍,總裁遂成為蔣介石的專有職務。

不久後,蔣經國擔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蔣經國告誡國民黨黨員:以後不要稱“蔣經國時代”,也不要稱他為領袖。從此以後,黨主席一職便是國民黨中的最高職位,但這個職務沒有任何領袖色彩,並定期通過選舉換屆,至今如此。

國民黨的主席有很多,包括連戰、馬英九、吳伯雄等人都擔任過,但總理與總裁卻是獨一無二的。言“總理”特指孫中山,言“總裁”則特指蔣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質區別,總理一職成專屬是在孫中山逝世後才被賦予,是黨員對先行者功績的彰顯行為。總裁則不同,這個職務以最高領袖的形式出現,可以代行孫中山之後黨內再也沒有人擔任過的總理一職的職權,並且幾十年不換屆,等同於終身制,可以說不是黨魁,勝似黨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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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近乎也要講輩分

“校長”是蔣介石另一個廣為人知的稱呼,這是因其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之職而來,原本也沒多少可說的。但很多電視劇中竟出現陳誠叫蔣介石“校長”而自稱“學生”的情節,實乃大謬。黃埔建校初期,陳誠在軍校任職,叫“校長”邏輯上也說得通(雖然在陳誠留下的日記中從未這樣稱呼過蔣介石),但若自稱“學生”,那就亂了輩分。

國軍將領大致可分為三代,即士官系、保定系和黃埔系。士官系主要是指清末留日,參加辛亥革命那批人,主要代表有蔣介石(未畢業)、程潛、蔣方震等人(這裡的士官系主要是以主流派別來命名,並非特指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畢業生,也包括畢業於保定速成學堂等早期將領,以下同理),他們是第一代。第二代則是以陳誠、白崇禧、張治中、顧祝同等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將領為代表,不少人在護國、護法等戰爭中就已嶄露頭角,這群人的主流派別為保定系。第三代則是以胡宗南、杜聿明、戴安瀾、張靈甫等黃埔學生為代表,歸為黃埔系(這裡的黃埔系特指黃埔生)。叫蔣介石“校長”而自稱“學生”的,顯然是第三代的黃埔生,若保定系的陳誠、張治中等第二代將領也跟著自稱學生,那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除派系集團關係、結拜關係等特殊情況外,國民革命軍將領相互之間的稱呼就得按照這三代的輩分來喊,以最常見“XX兄”叫法為例,通常只能是同一代將領之間相互稱呼,當然,不少前一代將領給後一代將領寫書信時,為表示自謙也會稱對方“兄”,但下一代將領卻不能以“兄”回之,否則就是沒大沒小。例如1948年李濟深(第一代)與白崇禧(第二代)的書信來往中,李稱白為“健生兄”,而白在回信時則稱李為“任公”。假如白崇禧回信時以“任潮兄”相稱的話,那就很不尊重人了。胡亂稱兄道弟也是許多影視文藝作品常犯的錯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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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8日下午,蔣介石率參加軍事復員會議的四百多名將領,前往中山陵拜謁,又到靈谷寺陣亡將士墓公祭。圖為蔣介石、何應欽(前排左二)等高階將領在南京靈谷塔前留影

四、除了委座,其他長官很少被叫“座”

如今大眾對國軍部隊中的稱呼還有這麼個印象,那就是軍長不叫軍長,而叫軍座;師長不稱師長,稱師座。在老電影《南征北戰》中,國民黨的張軍長麾下的參謀就以“軍座”稱呼長官,此後但凡涉及國民黨時代的影視作品中,什麼委座、總座、軍座、師座、團座、局座、處座⋯⋯層出不窮。當下不少民國將領的粉絲們也很喜歡用“座”來稱呼自己的偶像。在百度百科輸入“軍座”,詞條顯示的解釋是“在國民黨的部隊中,各級人員都有著嚴格的官職稱謂甚至是尊稱”。不知道這個詞條的依據到底是什麼?

先從這個“座”字來看。“座”是敬辭,取寶座之意,可以是下級對上級的尊稱,也可能是對沒有隸屬關係的人的敬辭,所以今天粉絲對偶像稱“座”倒也沒什麼問題。但若是將“座”視為國軍的專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從正式軍職來說,在國民革命軍中沒有“某座”這個職務,有的只是和解放軍一樣的軍長、師長、團長等。有人會問,是不是在當年的國軍中,下級對上級有這樣約定俗成的習慣呢?據筆者所知是沒有的。首先,在民國將領的書信或回憶錄中,稱長官為“座”的情況不多。其次,在我尋訪抗戰老兵的過程中,常與他們聊到當年的長官,老兵們都是說“我們師長”“我們軍長”,從沒有聽到有人說“我們師座”“我們軍座”的。

當然,“座”這種稱呼在民國軍隊中的確存在,例如解放軍的將軍陳銳霆就曾稱呼在萊蕪戰役中被俘的國軍將領李仙洲為“軍座”,這顯然只是一種表示尊敬的稱呼,用或不用完全看個人習慣。其性質與北洋軍閥頭目之間喜歡稱“帥”,民國老百姓叫軍人“老總”一樣。其實翻開民國第一手史料(書信、日記、電報等),見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軍座、師座、團座,而是“委座”與“鈞座”。先說“委座”,這個稱呼在抗戰期間出現得較為頻繁。舉兩個例子,一例是南昌會戰期間,薛嶽發給陳誠的電報中提到“現迭奉委座電令”之語。另一例出自戴安瀾日記,有一次他在緬甸迷了路,見到有車駛來以為是當地英軍,便將車攔下。戴安瀾上前用英語問路,結果車中下來一位國軍同僚,見面就說:“老戴,你發什麼瘋?此乃委座乘車也。”兩個例子的不同之處在於,薛嶽發的屬於正規的電文,戴安瀾日記中的場景則屬於生活日常,兩處皆出現“委座”稱呼,可見是國軍將領對蔣介石比較普遍的尊稱。顧名思義,這個稱謂是根據委員長一職而來,在抗戰勝利後就不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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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座”就是另一碼事了。“鈞”是古代的重量單位,衍生為敬辭,也就是說“鈞”和“座”兩個字都不是指職務,這一點和“委座”有很大區別。1944年8月,衡陽城陷落前夕,國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給蔣介石發出“最後一電”:“職等誓以一死以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現的“鈞座”一詞,用在這裡可看作下級對上級的尊稱。接下來看另一例,湖南在驅逐軍閥張敬堯鬥爭期間,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寫了一封《致張敬堯的公開信》中提到:“鈞座為地方長官,似應一查真象。”這封信至少可以證明兩個問題。其一,鈞座一詞不僅是軍中下級對上級可以用,民間人士對軍政人物同樣適用,有點類似古時“大人”的叫法。其二,驅張運動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誕生,可知“鈞座”並非國民黨的專利,早在北洋時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說是民國軍隊中常用的尊稱之一,不是什麼國軍特色。

無論是第一手的電文、日記、書信,還是回憶錄,像師座、旅座、團座等叫法鳳毛麟角,幾乎不見於記載。至於什麼“局座”“處座”之類,更像是導演編劇們腦洞大開的產物。總而言之,國軍中稱“座”的叫法的確存在,但遠遠沒有影視劇中那麼頻繁,也沒有那般標準化。除了軍隊系統外,國軍的情報人員之間也會有一些非正式的特殊稱謂。例如抗戰期間,軍統人員稱戴笠為“戴老闆”,明顯是為了掩人耳目。在這條特殊戰線上,這類奇怪的叫法多不勝數,這是工作性質所決定的,既非尊稱,也不是特殊職務,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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