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嗜好“酸臭”美食的原因:為了偷稅逃稅

本文摘自:民族學與人類學Anthropology的自媒體公眾,作者:吳旭原題:中國南方民族的“異味”飲食與逃逸文化

【作者簡介】吳旭,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農家食物研究。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專案(13YJA840026)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隨著農家樂建設深入到南方少數民族山寨,當地特有的一些飲食習俗——即所謂的“異味,”如野味、啖生、食腐等,也被捲入當今的媒體和民間的話語與交流。歷史上,歷代文人學者對這些“異味”的記載和評論絡繹不絕,視之為“蠻夷”、“異類”的絕好標誌。以逃逸文化為視角,可以發現這些看似“原始落後”的食物系統除了“就地取材”之外,還承擔有重要的逃離國家控制的文化功能。“蠻夷”食物系統通過食物生產、製作和餐食結構上的特有習俗來消解主糧的重要性、樹立與平原國家保持距離的邊界符號、消除餘糧積累等,以達到逃離平原國家控制的目的。

【關鍵詞】“異味”飲食;逃逸文化;南方民族

南方民族經典的“酸臭”美食:螺螄粉

在南方民族山寨調研農家樂建設的過程中,筆者聽說很多少數民族都有一些奇特的飲食習俗,其中一些習俗甚至能讓外來人聞風色變、望而卻步。南方民族史領域的學者們曾注意到古代史籍中記載了不少南方民族的奇特飲食習俗,如臭腐食物、蜈蚣脯、蜜唧、不乃羹、蟻卵醬、牛醬、魚酢、桄榔面、五色飯、咂酒、鼻飲、以及充當肉食的各種動物等,被稱為“異味”。“異味”之異突出表現在食物資源,尤其是肉食,種類特別多,飲品食品的製作、味道和享用方式與主流社會的(即所謂“標準”飲食)差別大。在已有的研究中,“異味”飲食已被學者們用社會進化論的視角加以深入探討,被視為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留下的活化石和探索初民社會的視窗。這些被視為人類社會進化活化石的文化碎片,有種類多、涉及的族群多、橫跨地域寬、持續的歷史時期長等特點。

近年來,以美國學者JamesScott的專著《脫羈之術》為標誌,研究組米亞山地(Zomia,包括東南亞、中國西南和印度東北等地大片山區)的學者提出了另一種視角,即“逃逸文化”視角,認為組米亞地區的山民社會不是古代留下的活化石,相反,山民的社會與文化是其政治選擇的結果,山民的祖先多是脫離國家的逃逸者,山地文化可以被視為山地與平原(國家、文明)協同進化或博弈的產物,是一種“後國家”現象。以國家為參照物的山地文化具有強烈的逃離國家控制的功能,其中游耕方式和混合型生計模式是整個逃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逃逸文化視角的出現有力地呼應了我國楚史專家張正明早年提出的“文化沉積帶”觀點。

以張正明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學者在1990年代初已經注意到中國有條巨大的“文化沉積帶”。張正明在《讀書·考古·採風》一文中分析了採風(田野工作)對南方民族史,尤其是長江上游和中游交接地區的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原因在於這片山地是一條巨大的文化沉積帶,他說“北起大巴山,中經巫山,南過武陵山,止於五嶺,歷來是逋逃的淵藪。漢藏語系四個語族相互穿插,這裡是它們交會的中心。古代的文化事象,在大平原和大盆地上早就被滾滾而過的歷史大潮沖淡乃至湮滅了,在這裡卻可能還儲存著,所以我把它叫做文化沉積帶。”張正明首次闡明瞭古代逃逸文化與南方民族之間的重要關係。

此外,逃逸文化觀也迴應了人類學者Melissa Brown在武陵山區調查時發現“土家”是後入山的移民對先來移民的稱呼,也呼應了1950年代的湖南省官方文獻所顯示的在湘西山區,當時的土家還被民間細分為老土家和新土家,因其祖先遷入的時間有先後。

一、逃逸文化中的飲食

逃逸文化(escapeculture)是美國學者Scott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如研究南美洲原住民的Clastres,研究中國的遊牧族的Lattimore,研究阿拉伯的遊牧族的Gellner,研究緬甸山地社會的Leach)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思是歷史上的山地族群通過選擇適當的地理位置、生計模式、宗教信仰、親屬制度、交流方式、認同模式等形成的讓國家化過程變得非常困難的文化。國家化是一種涉及多維度的標準化過程,包括行政上的行政區域劃分、行政級別的建立以及對民眾的編戶造冊,軍事上的軍隊建設和戰爭經驗總結,經濟上的賦稅徵收、穀類農業建設和交通運輸,文化方面的習俗、語言、信仰和交流述說模式的統一;其中,國家化的重點是稅收,國家在定居、勸農、明晰產權、鼓勵單一作物規模化等方面的措施都圍繞稅收展開,其中開田種稻對稅收尤其有重大意義,因為它能夠把人口和糧食集中並固定在某一區域,極大地方便了國家的賦稅徵取和對國民的監控。

但是人類歷史上逃離國家和去國家化的現象卻長期存在,古代國家出現逃逸人群的原因很多,如國家的沉重賦稅、戰爭、劫掠、反叛、分裂、傳染病、人口過於密集、生態環境的惡化,與政治中心的距離過遠,以及政權的崩潰等等都會導致流民和逃逸群體的出現。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逃逸文化區就是組米亞山區,這個逃逸區從印度東北經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直到中國的雲貴高原,面積達到250萬平方公里,人口有1億多,是9個國家的邊緣交匯帶世界幾大宗教和宇宙觀的交匯地,擁有無與倫比的語言、文化和生態多樣性,中國南方的很多民族就屬於組米亞的範圍。

逃逸群體要生存下去,需要解決兩個主要問題:如何抵抗平原國家勢力的滲透、影響和控制,以及如何防止逃逸群體內部出現階級分化和統治者。按照Scott的觀點,逃逸文化是山民圍繞上述兩大要求做出的政治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其核心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充分利用地理障礙,以國家的需要為參照,逃逸群體選擇遠離國家中心的偏遠山區,選擇偏僻的溪峒居住,讓國家的人難以到達。

(2)建設“無抓手”(ungraspable)的社會,山民社會呈現無首領或強勢首領的狀態(既防統治者從內部出現又避免為國家提供統治所需的抓手),象水母一樣易變的族群認同(分散、流動性強的社會組織),無文字重口述的文化傳承方式,無規模化的穀類農業區(防人口聚居),文化碎片化(語言不同、風俗不同,防文化上的統一),豪飲(消除財富積累和內部階層分化),提升國家在徵取人力和物資方面的難度。

(3)建設與國家保持距離的認同邊界,阻止或阻嚇外人的深度進入,如使用不同的語言、信仰、儀式,樹立令外人恐懼的“野蠻”形象等,以阻嚇外人、維持認同邊界。

(4)避稅賦,提升國家徵取物資和役力的難度,這是山地和平原國家博弈的焦點。古代國家最感興趣的不是GDP,而是SAP(國家可獲取產品state-accessibleproduct),國家選中的產品都具備“特徵明顯、可監控、可清點、近便”的特點。如果農民住得太遠,徵稅不易,如果作物太雜,成熟期不一,或不易存放,都對統治者無助,故統治者會圍繞SAP把地景(landscape)改造成有利物資徵取的模式。

農業和食物一直是山地與平原國家博弈的重點領域。按Scott的說法,理想的國家空間應包括寬闊的平原,齊全的交通設施,成片的規模化的穀類種植,定居的民眾,這種空間佈局能為國家提供穩定的役力、錢財和食物。其中,固定的穀類農業是最重要的基礎(故古代歷朝都在山地勸農,批判遊耕),如水稻農業,能夠把人、糧集中在固定的地域/空間,稻作方式還能帶來合作(人的集攏)和社會生活的標準化(種、栽、管、收、藏、等農業活動都有很強的季節要求),同時因換工(插秧、薅草、收割等)和灌溉等活動帶來民眾的互動和社會的整合,出現“穩定的、可靠的、等級化的,有抓手的社會結構”。有這樣的社會之後,國家可以維持政治秩序、收納貢稅或抓人質,農業的統一和標準化能夠導致文化其他方面的統一化和標準化,出現相同的農業儀式、收穫儀式、治水/灌溉活動,相同的知識系統和技術,水稻農業也能帶來物質文化的標準化,如農具、役畜、農舍建築,以及飲食習俗的統一。

相反,遊耕(又稱刀耕火種或畲田,以小粒禾穀和根莖類作物為主的農業)可以由人單獨完成,其種、收季節性弱,合作可有可無,人的居住地可以分散,難以形成穩定的社群和可供徵稅的地景(appropriablelandscape)。以被稱為“逃逸作物”之冠的木薯(cassava)為例,其生命力很強,適合不同環境生長,尤其在山地傳播快,喜歡新墾地,不怕乾旱和貧瘠,無天敵蟲害,不招引野豬,生長期長,可以留在地下幾年,隨用隨挖,其地面上的植株即使被毀,土裡的根莖也不受影響,用木薯製成的麵粉可以存放一段時間,其葉也可食用,不用苦工,勞動與食物回報的比例最優化的作物,對國家徵稅毫無裨益,故有“戰亂時的主糧”之稱,特別適合逃逸人群,也深為國家痛恨,被罵為懶人的作物、救荒食品和“蠻夷”的食物,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蠻夷”與無法徵稅之間的關係。

南方民族史料中攜帶了大量的有關遊耕、漁獵採集、“異味”等記載,這些資訊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就是這些“落後”族群沒有系統化的菜系,有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飲俗食俗。用逃逸文化觀點看,這正好是山民以國家“標準化”飲食為參照物,設計出一套相反(即不成系統的)飲食文化。本文將利用食材、生食、器具、無主糧、豪飲、臭腐食物等方面的史料試析一下南方民族“異味”飲食所具有的避稅、阻嚇外人、防內部分層、維持認同邊界等逃逸功能。

二、南方民族的“異味”飲食與逃逸文化

“異味”意味著有“標準味”,即主流社會的飲食習俗。食物人類學對中國主流社會標準飲食的研究已非常多,其中主要特點有“飯—菜”結構,主食(主糧)地位突出,有食材的選擇,烹飪的主要方式,味道特點,享用方式。以食材選擇為例,《黃帝內經》有“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的說法,為食材選擇劃出了一個大致範圍。這裡的五穀指穀類,包括粟、麥、稻、黍、稷、菽、麻,五果指李、杏、棗、桃、慄,五畜指牛、犬、羊、豬、雞,五菜是指各類菜蔬。在食物加工和享用上,則有孔子在《論語·鄉黨》裡為標準化飲食做的一番評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正如古代文人所描述的,南方民族“其飲食之異者,鰍、鱔、蛇、鼠、蜻蜓、蝜、蚊、蟬、蝗、蟻、蛙、土蜂之類為食,魚肉等汁暨米湯信宿而生蛆者以為飲”(明錢古訓《百夷傳》),南方民族在食材選擇、加工等多方面對上述主流社會的“標準化”飲食進行了消解。

(一)食材

食物學者Paul Fieldhouse說當人們有足夠的食物,食物選擇就不可避免,而且選擇還常與人們的身份認同聯絡在一起。南方民族的穀類農業和主糧遠不及中原華人的發達,但其果蔬肉食資源種類卻非常多。清代鄂西山區改土歸流後,前來任職的流官曾發出過“蠻地蔬品奇”的感慨。明人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載廣西土人“其飲食烹飪,與華人不類。蛇、鼠、山百腳、蚯蚓、蜻蜓、皆以登饌”。民族史專家吳永章從古文獻中發現南方山區的人肉食範圍很廣,“舉凡山鱉、竹鼠、蛇、鼠、蝙蝠、蛤蚧、蝗蟲、土蜂、麻蟲、鰍、蜻蜓、蝜、蟻、蛙、蟻卵、山百腳、木蠹、水雞、龍蝨、灶蟲、泥筍、狐、蚱蜢、螽斯、蚯蚓、蜈蚣、蝴蝶、蟬、蜂蛹、沙蟲等等,可謂‘不問鳥獸蟲蛇,無不食之’”。相應的是,在五畜方面,苗族至今流傳著不養雞的說法,改土歸流之前的土家少有家畜。

對於逃逸群體來說,食物(尤其肉食)資源範圍擴大具有使得他們隨時隨地都有可獲取的食物資源,肉食資源的豐富使得人體攝入蛋白質的問題被解決。而且,多樣化的食材也幫助了“華夷”認同邊界的建立與維護。

(二)無主糧

食物人類學有把食物進行分類的做法,某一群體的各種食物可按其重要性被分成核心食物和邊緣食物。在比較了世界多個農業社會的飲食後,人類學者Sidney Mintz提出一個CFL模型,C指核心食物,F指邊緣食物,L指豆類。按照Mintz的說法,核心食物是存在於所有農業社會,表現為一種或幾種複合碳水化合物(澱粉類)稱為餐食的核心,如歐洲的小麥,東亞的大米、小麥、粟,中東的小麥、大麥,非洲的粟、高梁,美洲的玉米、土豆,它們作為主食有量大,味道和顏色呈中性(無鹽、糖、調味品和新增的顏色)。這些核心食物絕大部分都是穀類,因為穀類農業的特點有助於國家的出現和維持。中國古代政治中心區域的主糧有北方的麥粟和南方的稻,烹製出來的飯(主食)一般不新增油鹽等調味品。與此形成對照,南方民族的食物中少有位置如此凸顯的穀類稱為核心食物。南方民族食物資源廣且雜,能提供碳水化合物和能量的食物也特別多,如薯蕷類、小粒禾穀類,以及大量的野生澱粉,如蕨粉、葛粉、桄榔面。清嚴如熠《苗防備覽·風俗下》載“苗耕男婦並作。山多於田,宜谷者少,燔榛蕪,墾山坡,種芝麻、粟米、麥、豆、包穀、高梁、蕎麥諸雜糧。”毛奇齡《蠻司合志·兩廣一》載瑤人“種芋菽為糧,截筒而炊”。

南方民族對標準主食(特點是味道中性,無色彩)的消解還包括製作彩色飯,如史料中記載的團油飯、青精飯以及還在鄂西山區流行的社飯、立夏飯等,這些彩色飯不僅模糊了飯菜的邊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米麥的地位,使得米麥成為可有可無的食物資源。這樣,防止因穀類作物規模化種植帶來的定居、人口集中、財富積累、社會分層、稅收和國家便無從出現。彩色飯還有助於消解主流社會特有的飯菜結構,建立了另一個重要的認同符號。

無主糧(水稻)與遊耕有關,遊耕作物有以下特點:產量低,喜粗放,適應山地生態環境、不懼旱瘠,易掩藏(常和其他野生植物雜草混雜在一起),根莖長在地下(不利稅收,可供挖取的時間跨度特別長),單位價值低等。逃逸文化的作物(薯蕷類)與國家偏愛的穀類(米麥)形成鮮明對比,帶來不同的社會結構,不利於人口的集中和社會整合,不利於社會貧富分化,不利於國家的控制和管理。大約從唐代起,國家對刀耕火種(畲田、遊耕)的抨擊頻見於史料。因為畲田的人均回報率高,但單位面積土地回報率極低,非常不利於國家收稅。故理想的逃逸空間包括:地廣人稀的山區,耐粗放(不懼旱瘠雜草蟲害)的遊耕作物如薯蕷小粒禾穀類,種植地碎片化,作物與其他各種植物雜陳不顯眼,作物成熟期不一,而且種植地點不固定(遊耕)。遊耕不固定,產量低,人口分散,是一種讓國家頭痛不已、十分理想的逃逸農業模式。

有些南方民族也有水稻種植,但要麼是地理位置特別偏遠,要麼種植的是糯稻而非普通的粘稻。如苗族“常食糯米,蒸飯捏團,以手掬食”(清愛必達《黔南志略》),“食惟糯米,炊熟,以手摶食”(清傅恆《皇清職貢圖》),此外侗族和土家族地區的民眾也有很多糯米食品。糯米有耐粗放但產量低的特點,產量低故不利徵稅和聚居人口,抗病蟲害能力強適於遊耕。此外,糯米方便人們以手吃飯,從而建立又一個醒目的認同符號。

(三)啖生

從先秦到清代文獻記載南方民族生食習俗的絡繹不絕,涉及的族群有今獨龍族、景頗族、苗族的祖先。如《禮記·王制篇》載“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唐代樊綽《蠻書》卷四載蠻人“持弓挾矢,射豪豬,生食其肉。”元代李京《雲南志略》載白人“食貴生,如豬、牛、雞、魚,皆生醯之,和以蒜泥而食”。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載“昆蟲、蚱蜢、蝸蜓之類,夷人皆生啖”。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載野人(今景頗)“茹毛飲血,食蛇鼠”。清田雯《黔書》載苗族“牲畜不宰,多掊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南方民族用火的知識和技能很豐富,也有蒸糯米飯,燒竹筒飯的辦法,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啖生是一種選擇。

(四)竹木器具

遠古時代,人們利用石板燒烤食物,被視為原始炊具的一種。南方民族史料中有很多利用竹炊具“竹釜”的記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載“瑤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熠”。陳鼎《滇黔遊記》載“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熾火煨之,竹焦而飯熟,甚香美,稱為竹釜”。食具上,南方民族有“摶飯掬水以食”(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無匕箸,手摶飯而食”(元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以手掬食,不用箸”(清愛必達《黔南志略》)。

古代文獻顯示南方民族擁有象“文明人”一樣的熟食基礎,有用火的技能、有其他的金屬器具如銅鼓砍刀斧頭等,南方民族多用竹木器具也可以視為一種選擇。

(五)臭腐食物

這是南方民族飲食中頗令人恐懼的習俗。筆者在滇西德昂村寨調查農家樂建設情況時,隨行的一位漢族司機對我們說他活了四十年了從不吃德昂族的食物,因為德昂人有等肉食變臭了才吃的習慣,以前還有“臭崩龍”的名聲。清代關於南方民族臭食的記載很多,如“黔人好食臭腐物”(田雯《黔書》),仲家(今布依)“以牛、馬、雞牲骨,和米糝和之,以作醅,至酸臭為佳”(田雯《黔書》),黑苗“藏肉甕中,以腐臭為佳”(傅恆《皇清職貢圖》卷八),黑苗“得羔豚、雞、犬、鵝、鴨,連毛置之甕中,俟其臭腐,生蛆而後食”(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卷九)。臭腐食物之俗在防稅收、阻嚇外人、維持邊界等幾個方面把逃逸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六)以灰代鹽

鹽是人體保持健康的必須物,古代國家對它的控制一直很嚴,是稅收的重要來源。由於產鹽的地方有限,南方民族所居的山區很多缺鹽,山民的對策是選擇某些植物燒成灰,以灰代鹽。史料載,廣西蠻人“以竹灰為鹽,不事五味”(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十》,苗人“艱於鹽,用蕨灰浸水”(乾隆《貴州通志·苗蠻》),還有蕎灰(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學者認為因少鹽,南方民族還普遍“嗜酸味”,以至於魚肉諸物都可以用酸汁醃製,腐臭食物的流行也跟缺鹽有一定關聯。南方民族找到鹽的替代物,使國家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抓手”。

(七)飲俗

一是嗜飲,二是鼻飲。古代文獻中有咂酒、藤枝酒,鉤藤酒等南方民族豪飲的記載。唐代詩人白居易有記載今忠縣一帶巴人的“藤枝酒”飲俗(“燻草席鋪座,藤枝酒注尊”,《郡中春宴因贈諸客》)。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記湖南辰、沅、靖州蠻飲鉤藤酒。吳永章說有咂酒之俗的族群很多,包括苗族(清愛必達《黔南識略》,李宗昉《黔記》,吳振棫《黔語》等)、土家族(顧彩《容美紀遊》,同治《咸豐縣志》等)、傣族(明錢古訓《百夷傳》,吳大勳《滇南聞見錄》)、壯侗先民、彝族等。學者們已論述過嗜飲與不積糧和建設平等社會之間的關係:“苗民…好飲酒宴會…不知積儲。”(愛必達《黔南志略》卷20),“從聚眾飲酒的方式中,也還可見人類早期平均分配,共同消費的殘餘痕跡”。

關於鼻飲的記載也很多,現代學者們曾探討過此俗是否是中土文人的杜撰。據文獻看,鼻飲多出現在湖南的仡佬與兩廣的俚僚族群中,文獻最早見於《漢書·賈捐之傳》,後有晉宋間人裴淵《廣州記》,北齊《魏書·僚傳》,唐樑載言《十道志》等均有記載。宋《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十一》記欽州俚人“食用手摶,水從鼻飲”。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載“辰、沅、靖州蠻…飲酒以鼻。”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南邊人習鼻飲。”朱輔《溪蠻叢笑》載“仡佬飲,不以口而以鼻。”從逃逸文化角度看,鼻飲的阻嚇外人、維持認同邊界的功能無疑是強大的。

三、結語

從上述史料看,“異味”飲食具有避稅、阻嚇外人、防社會分層、建設認同符號的功能,是逃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避稅上,遊耕、無主糧、食材廣的混合型食物結構極大地增加了徵稅的難度,看重單個人勞動的回報率,人口分散居住且流動不定,作物種類多樣化,成熟期有差異,食物(塊莖塊根)能久存於地下,不同的土地型別和定價,家庭模式、工作模式、飲食、居住、服飾、器具,以及各種各樣的穀類、果類、薯蕷、牲畜、漁獵採集等等讓稅收編目異常複雜,難以跟蹤,找不出大宗作物作為“抓手”。因此,南方民族地區的文獻多有官員“勸農”的記載。臭腐食物讓食物獲得儲存,有利於南方民族的享用,卻不利國家的徵取;嗜飲則避免了糧食的積存,同樣不利於稅收。

在阻嚇外人方面,曾在滇北研究彝族社會的人類學者ErikMuggler深入地分析了當地“伙頭制度”習俗怎樣系統地把外人“堵”在當地社會的邊緣上,以阻斷外人深度接觸當地人。南方民族飲食習俗也有阻嚇外人的深度進入當地社會的功能,如食材廣,臭腐食物,嗜飲和鼻飲。明人徐霞客能夠進入當地人家中,但無法逾越食物上的認同邊界:《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十一》載當地人“出火酒糟生肉以供。餘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這樣,除了有殺外人、放蠱、巫術、獵頭,掠奴,刀箭不離身等名聲外,茹毛飲血,生食、臭腐食、豪飲、髒食(傳說在腿上揉擦後或在地上粘灰後再遞給外人)等飲食習俗讓南方民族在“華夷”交流中所獲得的“野蠻”形象變得更加豐滿。

在防止族群內部出現分層上,無主糧和嗜飲排除了財富積累和社會分層的基礎,避免統治者從內部出現。清愛必達《黔南志略》說“苗民…好飲酒宴會…不知積儲”。吳永章說“眾所周知,古代南方諸族嗜酒豪飲。此俗是在商品交換不發達,不重財富積累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因此,缺乏積存剩餘糧食的習慣,而把釀酒作為處理當年餘糧的一種重要方式”。

人類學家ValerioValeri指出食物禁忌有很強的認同和區分的功能。最近,食物人類學家Richard Wilk又論證了“噁心”食物(distaste)也具有建立和維護群體認同邊界的作用。中國南方民族的食材選擇、無主糧、非金屬器具、彩色飯、生吃、臭腐食物、嗜飲、鼻飲,以灰代鹽等習俗的存在,在餐桌上為外人樹立了難以逾越的邊界,極大地豐富了他們的認同符號和逃逸文化。

(文章來源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篇幅所限,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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