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臺說史•中日關係在這些歷史條件下就會變好

中國總理李克強與5月8日正式開始訪問日本,出席中日韓首腦會議。他是2011年後首位到訪日本的中國總理。稍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首次舉行電話會議,兩人討論朝鮮問題,後來日本媒體傳出訊息,稱安倍可能秋季訪華,習亦有望下年在出席二十團集團峰會之時,順道以國賓身份國事訪問日本。

八年來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訪問日本

這次李克強訪日之旅,日本為他提供公賓級別待遇,獲天皇接見、與安倍會談以及在安倍陪同下造訪北海道。對中國人來說天皇親自接見或許不算什麼,但是對日本人來說真是莫大的榮耀,算得上最高規格的禮儀了。

這也讓不少國人非常氣憤,因為釣魚島問題日方並沒有讓步,中國總理的訪問等同於放棄之前八年的努力。可惜,說這話的人對中日的關係史一竅不通。

日俄戰爭再認識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日俄戰爭只是“一場帝國主義列強發生在自己國土上的戰爭”,雙方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但是,對於生活在當時的人來說,情況卻並非如此,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就說過:“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了一個極大的希望。”

反映日俄戰爭的漫畫,事實上當時的日本也是被英美當成牽制沙俄擴張的工具,中日之間的確有“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和現實需要的基礎

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俄羅斯對東北地區數百年的侵略有關,甚至連當時的稱呼都是代表惡鬼的“羅剎”人,可見中國人民對他們的深惡痛絕。而日本雖然也傷害了中國人民,但是在當時周圍都是白人列強欺凌更甚的前提下,同時東亞細亞人的日本無疑要溫和甚至是可愛的多。

因此,中國民眾在日俄戰爭程式中,一度感情傾向是非常明顯地站在日本一方,其原因除了在19世紀晚期俄國趁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接連劫掠中國東北廣大領土,引起廣大民眾的無比憤慨外,亞洲和歐洲、東方和西方的種族與文明的歸屬意識顯然起了極大的作用。除此之外,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界一個相當令人關注的現象是猶如葛兆光先生所云:“西潮卻自東瀛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時尚是“以日本為媒介認識近代西方”。

但是,為什麼“屢受西方欺凌的中國人竟會主動地向敵人學習,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之後,大量的中國學生湧入敵國日本而轉手學習西方,這些有些不合常情的'師敵'現象非常值得探究”。

可能的原因在於,一方面,當時的“倭學”之興,是出於對於日俄戰爭之後,種族主義思想落荒而走的背景。

直到今天不少日本人依舊自負地認為日俄戰爭是日本為全亞洲做的努力和犧牲,無視中國期間的付出

我們可以發現,大背景就是中國人或許不喜歡甲午戰爭中傷害自己的日本人,但是這點厭惡比起俄羅斯來說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在日俄戰爭期間,甚至有一些中國居民乃至是土匪自發地幫助日軍打擊“惡鬼般”的羅剎人。這並不是當時的中國人有多麼喜歡日本人,而是在日本身上看到了自己國家的未來,更重要的是有著共同的敵人。作為“黃種人”的日軍擊敗了“白種人”的羅剎鬼,更是給屢戰屢敗的中國軍民一劑強心針,讓他們看到了自己國家戰勝西方列強的希望,雖然他們也知道羅剎這個“洋人”是要打折扣的,同時作為臨時同盟的“小鼻子”日本人的所謂“鮮血友誼”也得打折扣。

中日建交合抗蘇修

將歷史的大時鐘在往後撥50、60年,中日關係又出現了轉喜的契機,非常巧合(當然也是地緣政治的必然)的是,這次還是因為“北極熊”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奮鬥目標發動人民革命,所以奪取政權以後必然為新中國的外交帶來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革命價值觀。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講話時指出:新中國的外交任務,一方面是聯合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

開國之初,反對帝國主義就是核心任務

不過,眾所周知“帝國主義”本身就是虛指,哪怕是歐陸國家也沒幾個有國王了,有國王也沒實權,而美國更是以共和制度起家壓根沒有過“皇帝”這一職位,但他們使用武力去擴充自己的霸權那就是帝國主義。同理那些信奉社會主義的國度一旦玩起了軍事霸權,那麼就是“社會帝國主義”比原本的列強“還要壞”。這個時候你“兩個拳頭往兩面打”顯然不現實,當時中國脆弱的國民經濟也經不起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面對北方的直接安全威脅,和美國的修好就成了必然。

隨著“乒乓外交”的進行,中美關係逐步解凍,但是長期的對立,使得中國人民在解凍後對美國依舊沒有太大的好感。更重要的是,在遠東地區,美國沒有辦法直接支援中國,面對北方邊境的百萬蘇軍,中國必須要一個更為可靠的戰略同盟,此時真經歷戰後經濟騰飛的日本無疑是最佳選擇。

老一輩先先早就為中日建交埋下了種子

早在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人民政府就展開對日積極外交。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調整了對日政策,採取了把日本人民與日本政府區別開來,先開展民間外交、以民促官、積累漸進的對日方針,積極支援日本人民為爭取獨立、和平與日中友好的鬥爭,支援民間交往,推動兩國貿易和文化交流。

從1952年5月到1957年岸信介上臺,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為,這些行動包括:1952年6月簽訂了第一個中日貿易協定,1953年3月發表有關遣送在華日僑的宣告並在其後分批安排日僑回國,1954-1955年兩次派代表團訪問日本,1955年4月簽訂第一個中日民間漁業協定,1956年寬大處理侵華的日本戰犯。在積極推進民間外交的同時,中國政府抓住一切有利時機,發展中日兩國官方關係。1954年12月,主張實現自主外交併以恢復日蘇、日中邦交,擴大日中貿易作為第一承諾的鳩山一郎組閣後,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1955年11月周總理在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殷切表示,希望日本爭取超過美國,儘快恢復中日邦交。

種子發芽開花結果,是時候收穫了

在中日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兩國友好人士的推動下,鳩山內閣時期,中日兩國在經濟、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交流得到擴充,雙方互訪規格不斷升高,1955-1956年間日本訪華團多達160起,中國訪日人數達200餘名,兩國民間或半官方協定締結了10餘個。

因此,在關係上此時的中日無疑要比剛剛破冰的中美親密的多,日本相似的文化環境所誕生的社會體制和經濟模式也比美國更適應中國大陸。

在這段時期,中國幫助日本承擔了大部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日本則像清末民國時一樣接納了大量中國留學生,今天他們用學到的知識在各個領域為祖國服務。中國慷慨地免去了日本的戰爭賠款,受東方文化薰陶千年,知道禮數的日本自然也不好意思一毛不拔,給了大量無息貸款,雖然其官方沒說是這是戰爭賠款。中國民間雖然對這種“不道歉的變相賠款”不甚領情,更認為這日本就是藉此,撬開中國市場大門,但也承認日本的這塊“敲門磚”的確為後來中國經濟的起飛“添磚加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009年各國的ODA援助

可以看到的是,因為之前的戰爭傷害,中日雙方依舊沒有徹底放下過去,崇尚的也是道義上的“禮尚往來”和經濟上的“合則兩利”,而不是真真正正的“坦誠相對”。不過有了“蘇修”作為敵人,中國人民“統一戰線”的能力便自覺啟動,找到了日本這個最正確也是最好的臨時盟友。

結語

縱觀歷史,中日之間有摩擦,但是哪怕是二戰造成那麼重的創傷,依舊會因為共同的目的去選擇寬恕與修復。

這正應了那句英國名言“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中文網路上有部分人解讀是“背叛盟友的時候不需要客氣,因為有沒有永恆的友誼”,實際上真正的政治家知道它的根本在於控制你的情緒,不要讓仇恨或者熱愛這種情緒左右你,一戰中德國把英倫三島打得遍地寡婦,但是英國人依舊反對嚴懲德國,原因無他:因為逞一時之快的後果是歐陸變成老對頭法國一家獨大,這個時候需要拋棄情感,冷靜面對,做出正確選擇。

先賢們說出這句話所帶有的理性思維和自制能力是一些人永遠不會具備的

可惜,對大部分人來說背棄熱愛簡單,放下仇恨困難,萬幸的是,這樣的他們永遠不會成為利益至上的頂級政客,更成不了理義至上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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