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留守兒童有心理健康問題(一)

類別: 心理
第二種代價——Psy525.cn

有這樣一群孩子,他們從小不能生活在父母身邊,被託付給爺爺奶奶、親戚甚至鄰里照料;他們想念父母,渴望家的溫暖,但相聚的頻次只能以年計算;除了匯款單和電話,他們不知如何感受父母的愛,對家的描述都來自想象和回憶。有調查說,他們普遍感覺孤獨,有一些孩子營養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心理問題的檢出率明顯高於與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525心理網

5800萬留守兒童是5800萬張圖畫,記錄著一個時代的鉅變。最新資料顯示,2011年末,中國有城鎮人口69079萬人,首次超過農村。這意味著,一個延續數千年的傳統農業文明社會跑步進入了工業文明社會,幾億傳統農民在30多年的時間裡轉變成為城市職工。這種鉅變在世界工業化的歷史上還不曾發生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結構萌芽,這個過程給個體和集體都帶來了欣喜與痛苦,烙刻在一代人的生命中。

鉅變必然產生摩擦和震撼,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加劇了不平衡:在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巨大的基礎上,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湧入,使中國城市得到了躍升式發展,但城市並不向他們分享福利和公共服務。

這樣做,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曾經無度、無序、粗放地對待自然資源,在工業發展中走上一條“以環境換髮展”的錯路,沒多久就開始付出難以彌補的代價。如果這算是“第一種代價”,那麼“第二種代價”的到來將如出一轍:我們如果繼續無序、無度、粗放地對待現有的勞動力資源,“掠奪式”開發勞動力的潛能,甩開他們和他們後代的相應責任,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將更為沉重。

留守兒童的問題,是第二種代價發出的第一個預警訊號。

孩子們在一天天長大,他們的現狀不斷提醒人們對勞動力資源的可持續性開發,謀求當下與未來的共生——老齡化社會不期而至,農民工子女中的大多數人將接過父輩的接力棒,成為未來中國建設、中國製造、中國服務業的主力。如果他們的童年是孤獨的、身體是孱弱的、素質是不平衡的,未來社會發展靠什麼力量持續?

留守兒童發出預警訊號

湖北省婦聯最近的調查報告統計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約佔全省1460萬未成年人的9.49%,其中七成以上是15歲以下的孩子。在調查中,大多數留守兒童表現得不自信,60.2%的孩子覺得自己很一般,56.8%留守兒童在與人交往時表現為“不愛交往”和“從不交往”。另一份來自安徽的調查則指出,被調查的留守兒童中80%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有的是自閉型,表現為性格內向孤僻、不善與人交流,有的是逆反型,表現為暴躁衝動、情緒不穩定、自律能力差、具有較強的逆反心理等。

關於留守兒童心理的這些結論和此前的許多調查基本一致。此外,他們的生活中還有別的困難。

安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近期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的意外傷害發生率高出非留守兒童13個百分點。因為他們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常常交由親戚代為照看,而這部分親戚可能因繁重的農活,或因年齡較大、文化和醫療知識匱乏,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看護和教育孩子,導致農村留守兒童意外傷害發生率持續偏高。

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留守兒童還面臨著照顧不周、吃不好飯的窘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調研顯示,農村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為13.7%,維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兒童的4倍。這樣的營養狀況,讓他們普遍體重偏輕,個頭不高。

近年來,農村學校開始佈局調整。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袁桂林介紹,從2000年至2009年,我國農村(包括縣鎮)普通小學數從521468所縮減到263821所,縣鎮以下的村小和教學點是主要的撤併物件。教育部門想由此提高教育的投資效益和學校的教育質量,促進區域教育均衡發展。但這導致一些地區的孩子要為上學走十幾裡甚至二三十里。由於校車系統沒有建立起來,各地寄宿制學校建設情況也存在差異,許多農村學生只能依靠搭乘農用車、摩托車和黑三輪上下學,事故頻發。

世界銀行在2000年時曾出書總結各項對兒童的國際研究。多種證據表明,出身貧困、生活環境不衛生、缺少精神激勵或教育,並在幼年時期營養不良的兒童,其身心發育遲緩的可能性遠大於較富有家庭的兒童;兒童時期的心理困擾與未來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關;在不健全家庭中成長且缺乏外界支援的兒童,有行為和心理健康問題,其中男童長大後反社會行為比例較高。

上述研究的結論是,如果兒童起點不佳,日後有反社會行為的風險就會上升,違法犯罪和暴力行為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一個高度混亂的社會,經濟發展必然遇到種種阻礙。只有團結、穩定且相對公平和平等的社會,才最能適應迅猛的經濟發展。

這些研究成果自上世紀90年代被提出以來,已然成為定論。但中國在時代鉅變的程式中,城市的賬本很明確:人口紅利給城市帶來的實惠最大,不過要讓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城市就得掏錢承擔種種福利。在收入的誘惑和掏錢的窘迫面前,城市選擇了對農村人口資源功利式的開發,卻幾乎沒有回饋。

這條道路將通向何處?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相應代價的輪廓:城市因為流動人口的加入,短時間內飛躍式發展,卻把兩億多流動人口大軍和他們的子女擋在門外,其中很多人因此遠離家庭的溫暖。這些孩子的人生不可逆轉地向前,他們給社會帶來什麼代價還未可知。

留守兒童為什麼進退兩難

國家和社會對此有許多努力和嘗試。兩億多流動人口大軍帶著他們的孩子,經歷了這些政策實驗。

袁桂林介紹說,2004年起教育部門曾推行寄宿制學校,為此至少花費了100億元,“當時建寄宿制學校,就著眼於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想讓它成為留守兒童的歡樂家園”。

但是,在他看來,一些寄宿學校很難成為孩子的樂園——食堂就是個大問題,由於學校編制有限,管理員、食堂工作人員和生活教師都跟不上,最後幾乎變成了“蓋大樓工程”。袁桂林去調研的時候看見,有的寄宿制學校放學以後也不知道怎麼管,乾脆“防範性管理”,把大門鎖起來,不讓孩子進出。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雲曉也不鼓勵低齡學生進入寄宿制學校。他認為,親情是孩子最好的情感支援系統,“是心靈一生的牛奶”。如果孩子在12歲之前,特別是6歲之前不能跟父母建立起一種親密的情感,一生都會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別應該指出,孩子在3歲之前是不能離開母親的,我們的農村青年在離家打工的時候,這方面的教育是不夠的,從經濟和政策上也沒有獲得支援。”孫雲曉說。

帶著孩子進城去,何嘗不是農民們的夢想。安徽的陳金枝在北京幹保潔已有17年,她和從事裝潢的丈夫在北京市六環邊上的一個村裡租房,一雙兒女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管。他們說,出來打工是為了掙錢,掙錢是為了給孩子上學。但如果帶著孩子來,能有地方上學嗎?

國家也曾有過激勵性的政策。2010年,教育部曾發文鼓勵流動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升學考試。政策規定,對流動人口子女的接收“以流入地管理為主”,“以流入地公立學校接收為主”。

但這條政策執行起來並不那麼容易。

外來務工者若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在內的5份證明檔案。這一點就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袁桂林說,國家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由於對什麼是“為主”沒作硬性規定,不少學校就設定一些“軟障礙”。“學校招收流動人口子女作為生源可以得到財政劃撥的教育經費,但學校的隱性收費如贊助費、春遊收費、賣校服等種種現象仍然存在。因此,對家長來說,上學雖說是免費,可也負擔不起。”

公辦學校大門難開,有人租房辦起了學校,接受農民工子女。民辦學校沒什麼門檻,儘管條件差,卻總算為進城的孩子提供了一個可去的地方。可是2011年,一些大城市城鄉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學校先後接到了政府下發的停辦通知。這個決策初衷是“改善流動人口受教育環境”。因為這些學校“集中在城鄉接合部,大多數辦學條件簡陋,校舍、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

關閉的初衷不無道理。在公益組織主辦的一次專案中,人們看見,“公立學校的孩子明顯健康活潑,會玩玩具,樂於交流。民辦學校的孩子大多站在那裡,不會玩,也不怎麼說話,表現木訥”。

如果是為了改善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環境,民辦學校理應與公辦學校對接。但2011年那次關停之後,孩子們的分流和安置工作並沒有跟上,一些公辦學校以“教育資源難以承載”為由,不再接受流動兒童。很多孩子無學可上。

而且,進入城市並不意味著希望。一個在北京打工17年的安徽籍保潔員不願讓孩子來北京讀書,一個特別的理由是:“安徽籍的孩子總要回省高考,北京的課程比安徽簡單多了,在這兒學習,孩子回去能跟上嗎?”

問題在這裡又回到了原點。袁桂林說,“要解決高考的指揮棒問題,最終避不開戶籍制度,而這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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