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之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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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1日,著名漢學家、《叫魂》《他者中的華人》等書的作者孔飛力逝世。作為孔飛力的學生,美國伊利諾州湖林大學歷史系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時偉教授日前受江蘇人民出版社邀請,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店做了關於孔飛力教授的講座,較為全面地介紹了老師的生平經歷、學術成就和思想,本文據這次講座整理而成。這裡作了縮編,全文見《中華讀書報》2016年11月30日第9版、第10版。
孔飛力其人

孔飛力先生出生在英國一個德裔猶太人家庭,書香門第,其父母是新聞記者。他在哈佛大學本科時候所學的專業不是歷史,而是人類學,師從人類學家Clyde Kluchholn,對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有濃厚興趣。這一點在其後來的很多學術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即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對他歷史研究的影響。

孔飛力

他20世紀50年代進入哈佛學習歷史的時候,恰逢美國學術界中國研究的轉型時期。在此之前,美國學術界中國研究的方法和訓練都建立在我們所謂的歐洲漢學傳統之上,這種漢學研究有點類似於中國的乾嘉學派,以訓詁考證為主,精讀文字,微言大義,注重古典文獻的閱讀分析。一些歐洲漢學家不僅掌握中國文言文,而且能讀好幾種中亞文字,像突厥文、蒙古文等。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冷戰的關係,美國政府需要對冷戰時期的一些對手,像中國、蘇聯等進行全方位瞭解,所以大學開始注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歷史、語言和文化。孔飛力進入大學本科學習的時候,剛好就是這樣一個學術潮流發生轉變的時刻,歐洲漢學傳統還在,但與當代中國有關的研究開始起步。

孔飛力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是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前者是猶太裔歷史學家,研究嚴復思想,思維極其敏銳。孔飛力的另一位導師費正清我們耳熟能詳,是美國大名鼎鼎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在二戰時期到過中國,任美國大使館文化官員,直接參與對華外交事務,非常關心當代中國問題。

1954年,孔飛力從哈佛畢業後,到倫敦亞非學院學習,在此期間結識了他的一位終生好友,這個人就是後來擔任過香港大學副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的王庚武先生。王庚武是研究華僑史的大家,他對孔飛力的最後一本書《他者中的華人》影響很大。因為王庚武是研究華僑史的專家,新加坡又有地利之便,擁有大量東南亞華僑的史料,所以孔飛力後來曾專門赴新加坡國立大學講學研究一年,成為他撰寫《華人》這本書的一個契機。

孔飛力進入中國研究領域的時候,美國曆史學界正受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學方法的深刻影響。法國年鑑學派結合了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看重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注重心態史的研究。學歷史的都知道,“年鑑學派”是繼德國“蘭克學派”之後的第二大學術流派,孔飛力受其影響很深,他的幾部學術著作都表現出一種跨越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界限,從細處著手,最終完成巨集大歷史敘事的特色。他把人類學、心理史學、民俗學、宗教學甚至語言學等都融入了他的歷史研究。

孔飛力還有一個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強項,那就是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讀檔案史料的功力。用一手檔案史料結合年鑑學派研究正規化來研究中國歷史問題,是孔飛力的獨到之處。

從1955年到1958年,孔飛力從英國回到美國,這期間他在加利福尼亞服兵役。當時朝鮮戰爭剛剛結束,冷戰方興未艾,美國軍隊中給士兵教授中文,孔飛力在這個時候開始系統地學習中文。關於美軍中教授亞洲語言的問題,我這裡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當時的風氣。一個是我原來在北大的老師週一良先生。40年代周先生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期間,本來是研究佛教和魏晉南北朝宗教史,但是他卻被美國國務院請去給美軍教日文。因為當時美軍準備登陸日本,需要在軍中培訓日語,而周先生從小是跟著日本保姆長大的,說一口流利的日語。第二個例子是寫過《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Ruth Benedict。此人從未去過日本,但是美國國務院在二戰結束之前找到她,請她寫一本關於日本文化心理的小冊子,使美國士兵登陸日本之前人手一冊。這本書現在成了美國研究大學中教授日本文化的經典之作。我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說明,美國學術界對東亞和中國的研究興趣是隨著國家政治需要和國際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雖然孔飛力學習中文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但是偶然性中孕育著必然性,是個人學術興趣與當時的政治氣候相結合的產物。

1958年孔飛力服兵役結束後,前往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攻讀碩士研究生,1959年獲得碩士學位後,正式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孔飛力從哈佛畢業後,1962年前往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任教,在那裡前後工作了大約15年,一直到1978年被哈佛返聘回來接替費正清的大學教席。1962年孔飛力與他的第一任夫人程吾(Sally Cheng)結婚,次年兒子孔安(Anthony Kuhn)出生。這段婚姻持續到1980年結束(孔安目前是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駐亞洲記者,常駐印尼雅加達和北京,負責報導中國事務)。

1978年,孔飛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學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歷史講座教授,在此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這期間,他曾擔任歷史系教授;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生導師;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等一系列學術及行政職務。

在哈佛期間孔飛力經歷了他的第二次婚姻,與原哈佛燕京學社祕書Mary L. Smith結婚,育有一個女兒Deborah W. Kuhn.

教書育人

我下面談談孔飛力在教書育人方面的貢獻。中國讀者對孔飛力的瞭解大都侷限於他的學術研究,對他教書育人方面的貢獻了解不多。其實孔飛力是一位非常關心培養學生的老師。在紀念孔飛力的追思會上,他的學生來自全世界各地,回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於他如何在課堂上以其博大精深的學問和睿智幽默的語言征服學生,課外如何孜孜不倦、深入淺出地指導學生論文。比如他的大弟子,杜克大學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說:“我非常幸運親炙孔飛力先生,今天能夠像他那樣對指導學生投入如此多精力的教授已經不多了。”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回憶到:“孔飛力先生在指導論文的時候不僅挑出你觀點方面的漏洞,而且逐行逐句指出你語言結構、風格和表述方面的問題。直到今天我自己開始帶研究生並且不得不為行政事務終日奔忙的時候,才真正體會到孔飛力老師當年為我盡了多大的責任,他在處理繁忙事務的同時幫助我把論文草稿變成恰當的書稿。”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則以幽默的口吻回憶了孔飛力生活中輕鬆的一面,他說:“孔飛力教授並不是一個熱衷於交際的社交蝴蝶,但是他願意與學生打成一片。有一天晚上我們邀請他到研究生宿舍來小酌幾杯,他帶著披薩餅和啤酒應約而至,邊喝酒邊與我們聊天。過了一會兒,他停下來說:‘每當我感到鬱悶厭倦的時候,我就會閱讀檔案以解千愁。’我聽罷不禁吃了一驚,難道哈佛資深教授也有鬱悶厭倦的時候?”

我在哈佛讀書期間修過孔飛力老師幾門課,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門是“清代檔案研究——鍾人傑起義”。1842年1月發生在湖北崇陽縣的鐘人傑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起由包攬訴訟事件引發的農民暴亂,在清代歷史長卷中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事件,國內學者對其關注不多,孔飛力卻把它拿來作為剖析清末農村稅收制度衰落和社會動亂根源的典型案例。在課堂上,他使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包括清代檔案、奏摺、上諭、硃批、實錄、清人文集、詩歌、地方誌、碑刻、家譜、回憶錄,甚至文革時期的“三史”(家史、村史、廠史)口述史料等等,意在訓練研究生解讀翻譯一手檔案文獻資料的能力。一些明清檔案中經常使用的書面用語,像“檄委”“恭折具奏”“乞皇上聖鑑”等,我們在國內訓練研究生的時候都不一定注意,但是他卻把這些專門用語逐字逐句翻譯成英文,讓美國學生對照閱讀使用。這門課是當年費正清在哈佛首先開設的,到孔飛力這裡時已逐漸成型。我記得上這門課時,孔飛力先生精益求精,雖然已經打磨了很多年,他的學生江勇振(臺灣師大畢業)也給他幫了很多忙,但他依然不斷完善教材翻譯的精準度。當時班上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生,像我(北大歷史系)、陳熙遠(臺灣大學歷史系)、張力(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等。當中國同學指出他中文翻譯上的某些錯誤時,他立即接受改正。正是這種虛懷若谷的學者胸懷,使他的每一本書都字字珠璣,百讀不厭。“鍾人傑起義”這本教案後來被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美國研究大學訓練清史研究生的必讀教材。後來孔飛力的學生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以此為範本編輯了《民國時期的國家與經濟:學者手冊》上、下卷,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1年出版(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 A Handbook for Scholars,Vol.1 & 2,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也成為美國研究生學習民國史的工具書(我有幸參與該書的史料收集和前期準備工作)。

《叫魂》

1984年,得到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資助,孔飛力來到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在那裡,他受到鞠德源、韋慶遠先生等清史專家的熱情接待。回到美國以後,孔飛力利用一檔的寶貴資料,開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發生在江南的叫魂案。在此基礎上,1990年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孔飛力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 蓋博堅Kent Guy攝影,已發表於《叫魂》一書)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頂峰,江南發生了幾起“叫魂”案。這個既無實際傷害,又無政治企圖的流言,卻觸發了君主弘曆的敏感神經,他一口咬定妖術背後存在政治風險,並一手策動了全國性的除妖運動。軍機大臣們忠實地推動了對妖術的清剿。可是他們沮喪地發現,最後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屑細節,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18世紀的中國,被人稱道為“繁榮的、進取的、自信的中華帝國”,此一時期,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但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加速發展。天朝的皇帝們對此茫然無知,此後僅一百多年,整個世界格局幡然一變,當1840年英國人挾炮艦撞開天朝大門時,發現過去那個曾被歐洲人高聲稱頌的中華帝國,已經衰弱得不堪一擊。這一由盛而衰的悲劇性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孔飛力研究“叫魂”案的初衷,是研究清朝中央政府與地方官的通訊機制如何運作?孔飛力說:“一個政府的有效運作取決於對於資訊流動的仔細掌控。”在研究的過程中他發現乾隆時期經濟發達,民間因商業需要而建立的資訊網路幾乎覆蓋全國,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依然通訊交流不暢,下情不能上達。皇帝因此制定了一套清政府內部的通訊體系,這一體系所依賴的形式就是“密奏”制度。清朝基層的政權是州、縣,他們原則上是不能越級同皇帝直接對話的。乾隆很深刻地意識到了自己在資訊流通領域內的不利地位,並且採取了許多反措施來對付官僚們的顢頇甚至是有意的隱瞞。通過對密奏制度的研究,孔飛力對中國官僚體制的運作規律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他認為在中國國家機器內,無論皇帝還是官僚,都在同一套規章制度打交道:皇帝用它們來約束官僚,確保行政效率,但同時皇帝又得避免異化成為官僚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官僚既受到規章制度的約束,又憑藉規章制度對抗上司或皇帝的專制管理。長此以往,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

這種“兩難境地”造成了中國的“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不是單純的官僚制或單純的君主制,而是一種複雜的東方體制,其中存在著君主與官僚之間的互動與制衡。君主代表的是專制權力,官僚代表的是常規權力。常規權力是一種制度化的、法治的權力,而專制權力是一種非制度化的、人治的權力。中國官僚制度中的常規權力,雖然效率低下、混亂無序,但它對於叫魂妖術的反應基本上是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官僚體制既要肯定又要否定,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的特點,就像一個錨錠,急風暴雨來的時候,畢竟還有一個錨鏈能夠讓你穩下來,讓你不要脫離軌道。

在對中國官僚君主制分析的基礎上,孔飛力提出了1768年叫魂危機發生時,中國民間社會、地方官僚和乾隆皇帝對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反應,他非常精彩地將其劃歸為三個不同的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皇帝版”。乾隆皇帝從一開始就把叫魂案定為“政治罪”。所謂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謀反,如宗教異端、文字誹謗或公開的造反。清朝到乾隆時期已經建國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髮易服等強制行為激起的滿漢衝突、亡明遺黨的不屈不撓的反抗直到乾隆年間依然在民間傳遞,這使得滿族征服者一直保持著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他認為叫魂案給一直想用特殊手段來化解潛在政治危機和藉此整頓吏治的乾隆皇帝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

第二個版本是“官僚版”。在中國官僚體制中,地方官在處理地方事件時的一般原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動盪,也避免被上級問責。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裡,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互相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路,共同對皇帝封鎖訊息,粉飾太平。這種官官相護的做法引起乾隆震怒:案子發生在江南地區,和尚道士乞丐四處遊蕩,剪辮叫魂,擾亂治安,形同謀反,你兩江地方官居然不報,最後由山東巡撫給我報上來,這不是失察是什麼!皇帝震怒之後,地方官僚才不得不緊急行動起來。

第三個版本是“普通百姓版”。這個解讀是最精彩的。孔飛力說在清朝的權力結構中,只有民眾是處於一種無權無勢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他們最容易產生群體恐慌,激起社會動盪。而這個時候的清王朝,恰恰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而且為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老百姓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和自己的境況。如果每一個人都覺得不能從社會的公平正義中得到向上移動的機會的話,人們就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甚至犧牲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當時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情緒。“叫魂”案中每個人恐懼的內容是不同的,皇帝恐懼的是謀反,官僚恐懼的是皇帝的震怒,而只有老百姓恐懼的是妖術本身。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5月第一版,38.00元

叫魂恐懼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扭曲心態有關。“在帝制後期的中國,絕大多數人沒有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權力通常只是存在於幻覺之中;或者,當國家清剿異己時,他們便會抓住這偶爾出現的機會攫取這種自由漂浮的社會權力。毫不奇怪,冤冤相報仍然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由於資訊失控而觸發的民眾恐慌,可以轉變為瘋狂而可怕的破壞力量。牛頓曾說:“我可以計算天體執行的軌道,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群體意識一經扭曲,是最可怕的破壞力量。

孔飛力家所在地的Ipswich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沿海小鎮,靠近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鎮。1692年塞勒姆鎮曾發生過臭名昭著的女巫審判案,被貧窮、瘟疫所困擾的當地民眾以莫須有的罪名審判外來者,導致19人被處以絞刑,1人被石頭壓死,最後案件卻不了了之。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孔飛力經常在課堂上引用塞勒姆女巫案來說明歇斯底里的盲眾心理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毀壞力量。《叫魂》故事的可讀和耐讀之處,就在於其中所包涵的跨越歷史時空的種種意蘊。孔飛力所描述的那種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代中國還曾一再地重演。

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成功地嘗試了幾種方法的結合,以敘述故事構建歷史的撰史方法和優美的筆調,層層剝筍般地完成了以小見大、以一持萬的巨集大歷史敘事。其畫龍點睛之筆就是對“權力的幻覺”的描述,對盛世民眾心理的深刻剖析。用他的話說:“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嫉妒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叫魂》一書出版後,孔飛力幾乎又是十年磨一劍,直到2002年,才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三本書——《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譯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0月出版。該書是根據孔飛力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系列講座為基礎修訂編輯而成的一本論文集,孔在該書中探討魏源、馮桂芬、梁啟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文人中流”的概念。意思是中國到晚清出現了一股政治參與的熱潮,出現了一批心懷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知識精英,他們在被壓抑多年後試圖重新介入對國家建設根本性議題的討論併發揮影響力。但這些讀書人越是積極介入政治想影響其走向,就越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在內外危機的脅迫下,最後大多主張只有通過加強國家機器的控制才能達到富國強兵。這條道路一旦變成了唯一的選擇,結果只能是不自覺地交出自由和尊嚴,以此作為國家昌盛的代價,而無法像西方的近代革命那樣,國家的變革與個人自由的獲得總是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巨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0月第一版,35.00元

由於時間的關係,關於這本書的內容我不多談了,重點談一下他的《市民社會與體制的發展》(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這篇文章。該文是孔飛力於1991年5月29日至31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美歐論壇——東亞國家與社會”(American-European Symposium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nTraditions)系列講座中的一部分,後來《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就是依據這一系列講座編輯而成。孔飛力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使用西方學術界流行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概念來解釋中國近代體制發展的擔心和看法。全文共分四個部分:1)探討了什麼是體制發展的問題;2)探討了“士紳社會”研究模式的缺陷,肯定了關於士紳社會的新近研究成果,同時指出新研究把士紳社會與市民社會相等同的不當性;3)分析了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的內涵及其實質,指出哲學家的研究意圖與歷史學家的研究宗旨的差別;4)指出民族主義妨礙了中國市民社會的生成,強調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不能太過機械地套用歐洲的理論術語。

我為什麼對他這篇文章比較重視呢?因為當年孔飛力於該文發表之前就讓我們在課堂上精讀它,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史學史的方法理論研討,他自己把這篇文章稱為一場史學方法的“未宣之戰”(Undeclared War)。我們知道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理論曾經風靡一時,許多美國學者紛紛用該理論模式來解讀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認為中國在晚清民國時期已經出現了公民社會的萌芽。其代表人物是蘭金(Mary B. Rankin)和羅威廉(William T. Rowe)。

這兩位學者的著作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就是都認為19世紀晚期的中國正在發展被用來表徵早期資本主義歐洲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而孔飛力在課堂上讚許他們引入哈貝馬斯理論的同時,並不同意他們用這一觀點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解讀。他首先分析了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的含義,認為公共領域是哈貝馬斯用以觀察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術語,是資產階級擴充的抨擊專制權力的舞臺,是精英階層對社會和政治、文學和藝術進行“理性—批判性”思考的領域。孔飛力認為晚近中國並不具備上述活躍因素:“如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就意味著具有重大意義的體制發展。”孔飛力認為,對哈貝馬斯的理論要放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考察,“我們有必要提醒,哈貝馬斯是作為一個社會哲學家,而不是一個社會史家來考察歐洲歷史的。他對西方早期資本主義歷史的看法是由他對現在和未來的關懷所形成的。不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公共領域的存在促使他,而是公共領域的‘瓦解’——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令人憂鬱的狀況使他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換言之,孔飛力認為哈貝馬斯的立場不是歷史學家的立場,而是哲學家的立場,他擔憂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自由的喪失和文化的粗俗。歐洲早期社會的“公共領域”對他來說只是批判現實和改造現實、寄託未來希望的參照點。這與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上是否存在過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的特徵又如何影響社會歷史發展的實證性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孔飛力還進一步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與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聯絡起來考察,認為二者的方法特徵都是一樣的,即都是“一種社會哲學家的理想型別,並非一個歷史學家對現實的描述”。孔飛力指出,中國的情況與歐洲相比有兩個決定性的差別。一個是通訊自由並不存在,國家和士紳們都很留心是否有批評政權的文字,清代法律對私人和公開出版的批評性作品有嚴格的規定。另一個就是士紳和商業經理人的依附地位。晚清中國社會根本就不具備西方歐洲那樣的工業社會生存的條件,史料也不支援它們的存在,把哈貝馬斯的理論機械地套用到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現實是不成熟的。近代中國與歐洲的差異之大,非一時一事可以概括:一個是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上升期,一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君主政權大興文字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士紳和商業經理人一直處於依附地位,根本不存在像西方那樣可以放言無忌,知識分子直接參政的歷史現象。沒有言論的自由,談何“公民社會”呢?

孔飛力在北京八達嶺長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供)

總之,孔飛力對中國近代國家形成的叩問,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孔飛力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國家”。晚近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致力於從西方輸入各種思潮,試圖模仿建立資本主義近代國家。然而,西方思想的輸入,不但沒有為中國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反而強化了中國傳統中的保守和專制。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為什麼一再讓當代的中國人失望?好些看來頗有希望的發展,為什麼老是以壓制、腐化告終?在歷史程式中,官僚制或許會提高和鼓勵政治參與的熱情,使地方政治具有更大的參與性,但到頭來卻是官僚制借“參與”加強了控制,擴大了自己的權力。“參與”和“控制”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最終被壓在下面的,還是“參與”。對此,孔飛力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這樣看來,參與性和官僚制在一個封閉的歷史結構中是有內在關聯的。精英要求參政的熱情的確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體制改革浪潮,但被推到浪尖上的確是官僚國家的制度,這也就是大浪潮退去後留在沙灘上的東西。”

大師離去之後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下孔飛力先生今年2月份去世以後,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學生在美國為他舉行的追思活動。首先是2016年4月1號在美國西雅圖的亞洲年會上,亞洲年會主席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在他的酒店套房裡為孔飛力召開了一個小型追思會,參加者主要是哈佛校友。之後於4月8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又為他在麻省劍橋專門召開了一個大型追悼會,參會者來自於全世界各地。會後費正清中心出了一本紀念冊,收入孔飛力生前友好、同事和學生對他的回憶。我這裡簡單摘譯幾篇學者的回憶。

哈佛校友于2016年4月1日在美國西雅圖亞洲年會上為孔飛力舉行的小型追思會(陳時偉提供)

柯文(Paul Cohen,Wellesley College) 先生是孔飛力一生的好友,寫過《在中國發現歷史》等重要著作,他在回憶中說:“孔飛力不是那種一輩子只寫一個題目的學者,他的每一個題目都有不同的主題,但是又自成系統,有延續性。”

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是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史學者,著作等身。在哈佛讀研究生時曾與孔飛力同學,出自費正清和賴肖爾門下。他在回憶中說:“我和孔飛力都是費正清的學生,費正清的清代檔案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學術上互相激勵,社交上意氣相投的交流平臺。”

John Schrecker先生是波士頓布蘭岱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他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哈佛讀書時我和孔飛力是要好的同學,我尤其記得每個星期天我們研究東亞的同學都一起去打棒球,孔飛力是一名優秀的投球手。”

史丹佛大學的Harold L. Kahn教授說:“像鐘錶一樣精準,孔飛力每隔20年都會給我們貢獻一部必讀之作!孔飛力先生不屬於那種多產的作家,但是他20年磨一劍,每一出手必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他每一本書都是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使你無法逾越。”

邵玉銘先生(Yu-ming Shaw)是孔飛力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時期的博士生,著有《燕京大學與司徒雷登》。他對孔飛力的回憶是在芝大準備博士生資格考試時,孔飛力讓他準備一份參考書目,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份長達150頁的書目。

高加龍 (Sherman Cochran)教授是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民國史專家,他回憶說:“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前,我還在耶魯大學讀博士生的時候,我的導師芮瑪麗(Mary Wright)就讓我們研究生讀孔飛力還未發表的第一部著作的修改稿——《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她說她急不可耐地讓我們先睹為快,是因為她預計孔飛力的分析方法將會改變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取向——歷史已經證明了她所言不虛。”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Duke University) 教授敬佩而精闢地將孔飛力稱之為“學者中的學者!”

白吉爾(Marie Claire Bergere)女士是法國科學院院士,她認為孔飛力“為一代漢學家提供了思想指導,他的學術成就將繼續鼓舞新一代學人繼續成長”。

耶魯大學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Yale University)說:“作為一名學者,孔飛力最為人稱道的地方就是在70年代我們讀研究生的時候,全都嫉妒地看著他如何把社會科學理論精彩地融入清史研究。”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以研究文革史著稱,他說:“無論是教學、指導研究生,還是學術研究、行政管理,孔飛力在處理所有工作的時候都達到了全心全意、問心無愧的境界。”

裴宜理女士(Elizabeth J. Perry)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哈佛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前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她十分讚賞孔飛力在行政管理方面提倡的民主精神——“甚至在缺乏民主環境的哈佛也是如此!”

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曾任哈佛曆史系主任,費正清中心主任,是研究民國史的專家,也是孔飛力晚年住院期間對他生活上照顧最多的人。他在回憶中說:“像他的導師費正清一樣,孔飛力是一個對下一代中國歷史學家培養要求很高,支援力度很大的導師。如今他的學生們至少在全世界三大洲裡重新領跑這一領域,而孔飛力的原創性思維和對知識不懈的追求正通過他的學生們而發揚光大。”

傅高義先生(Ezra Vogel)是哈佛著名社會學家,《日本第一》和《鄧小平時代》的作者。他讚譽孔飛力是“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是費正清最為欣賞的弟子之一。今天,他也培養了一代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學者。他從自己做起,為歷史研究設定了一個很高的標準”。

“孔飛力之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國家原文請看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