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家天峨行 | 作家東西:高高的山有我的情

作者:東西

作家東西。 趙衛民 攝

高高的山有我的情——電影《天上的戀人》誕生記

電影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個誘惑,就是在決定自己命運最關鍵的中考高考的兩個前夜,我都神使鬼差地坐到電影院裡看電影,分別落得班主任一頓臭罵。但是到了2000年的初冬,當某個電影節在南寧舉辦時,我對中國電影已興味索然。

在南寧鋪上幾百米長的紅毯迎接電影嘉賓的時刻,我和《花城》雜誌社的主編田瑛卻乘坐潘紅日派來的小車,往劉三姐的故鄉——宜州市進發了,那裡正準備召開桂西北作家群的研討會。這當然不是一個奢侈的會議,但卻比那些正在放著的爛片更具想象力。一路上,我們都在抱怨國產片,覺得大部分片子都沒什麼看頭,虛構的故事甚至無法超越生活,就連教科書裡“創作要源於生活而且高於生活”這個基本的道理,都被那些弄電影的像拋棄配偶一樣給拋到爪哇國去了。抱怨聲中,田瑛突然問《沒有語言的生活》到底拍沒拍成電影?我說沒有。他說我倒是可以推薦推薦。

田瑛一直牽掛這個小說,幾年前他曾萌生過向他朋友推薦的念頭,但當時小說已先被稱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阿年看上。阿年邀請我和他一道編劇,並試圖把它拍成電影。由於投資方的突然放棄,《沒有語言的生活》在一場歡喜之後沉寂下來。這期間我和田瑛沒少見面,但談的都是牌藝,卻從不涉及文學。如果不是因為桂西北路途遙遠,也許我們的話題還是不會繞到文學上。不過這一次,在小車繞來繞去的同時,我們再也不能把文學繞過去了。他告訴我有一位小兄弟,十年前去了日本,在今村昌平的電影學校攻讀導演專業,後又拿下了一個電影碩士文憑。十年來他們至少有九年保持著聯絡,而那位導演也一直期待著有意思的小說,想回國拍片。

說真的,我對田瑛當時的所謂推薦並不在意,更不知道他的那位兄弟姓甚名誰。因為我曉得在中國,一個無名的導演要想弄成一部電影實在不是件易事,光是找錢就不亞於矮窮矬青年“脫單”。但是田瑛卻信誓旦旦,認為他有可能促成此事。我抱著試一試的心理,讓他把我的小說集帶回廣州。

沒想到第二天他就從廣州打電話給我,說這事真是奇巧了,彷彿連他也想不通。他回家不到兩個小時,就接到了那位導演從北京打來的電話。田瑛特別強調你要知道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聯絡了,像是懂得我要找他似的,電話說打來就打來了。從接到電話的那一刻起,這個一直喜歡預感,而且碰巧預對過幾次的田瑛,就始終堅信電影一定會弄成。

2001年1月,田瑛去北京參加書市活動,順便帶上我的小說。那位導演當時正在為央視6頻道做《走進黑澤明的世界》後期,這個長達四個多小時的紀錄片正是他在日本時拍攝。由於導演晚上要加班,田瑛到了北京兩天之後的一個深夜,才跟他見上面。導演當晚就讀了小說,並於第二天清晨打電話給田瑛,說讀了這個小說後興奮不已,一個晚上都沒睡好。田瑛認真地把這個訊息告訴我,我還是沒太當一回事,但心裡已為擁有新知音而隱隱感動。

春節後,田瑛約我於2001年正月初五到廣州跟導演見面。見到導演的第一眼,我的腦子立即就蹦出一念頭:此人值得信賴。這時我才知道,他叫蔣欽民,生於1964年,去日本之前曾是瀟湘電影製片廠的年輕編劇,寫過好幾個劇本。1999年,他在東北深山的一個小火車站執導了中日合拍片《葵花劫》。當時這個電影還沒上映,我和田瑛都不知道他導得怎樣。正好他帶了一盒該片的錄相帶,我們找了一臺放像機,在賓館裡看了起來。跟我們一起看片的還有一位在廣州搞音樂的朋友,看到一半時他的手機突然響了,就跑到走廊去聽電話。出去了大約十分鐘,他又才回到房間,然後不顧我們的情緒,強行把帶子倒回去,直到接上他看過的畫面。田瑛說黃兄,你怎麼這樣呢?黃兄發出一聲感慨,說我好久沒看到這麼好看的國產片了。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葵花劫》,也許我和蔣導的合作不會這麼順利。他的這個影片是當時我看過的出生於60年代的導演導得較好的一部,儘管是低成本,但還是看出了導演的努力。別的暫不表揚,僅故事一項他就說得很地道,懸念不斷,節奏很快,而且有深度,把一個日本人的生命和四個中國人的生命一同放到天秤上稱量,讓你不得不思考誰重誰輕?片中翻譯官的那一句追問“難道你們沒有殺他的動機嗎?”尤其叫我興奮。很可惜這樣的影片和那些爛片一樣,在中國同樣沒有好的市場。不知道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問題?

我的這個小說是寫一個盲人、聾人和啞人組成一個家庭的故事,應該說這樣的故事是很難拍電影的。坐在賓館的沙發上,我清清嗓子,問蔣導你到底對作品的哪一個方面感興趣?他說愛情,王家寬對朱靈的那種執著的愛情,一個聾人的愛情。他的回答多少讓我有些驚詫,因為這只不過是小說中的一條線索,而且還不是主線。我們三人漫無邊際地聊起來,聊著聊著,慢慢地有了一點藝術上的興奮。但是我明確地告訴蔣導,現在的電影圈都很黑,在沒拿到定金之前,我的創作激情上不來。他表示理解,並答應在理出一個眉目之後,就去找錢。

經過兩天的磋商,我們初步得出一個理念,那就是聾人王家寬追求漂亮的朱靈,而朱靈的心卻不在王家寬的身上,從外省來的住在王家的啞巴姑娘蔡玉珍被王家寬的執著感動,與王家寬的瞎子父親王老炳一道,三人合力向朱靈求愛,一直愛到朱靈慚愧為止。最後朱靈反而覺得自己不配,乘著氣球飄走。這時,人們才發覺蔡玉珍和王家寬的和諧。影片到此嘎然而止,避免三角戀愛。蔡玉珍到故事結束時,只是情竇初開。透過這個故事的表層,我們不得不往深裡想,朱靈和王家寬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世界,我們在朱靈的世界裡看到了欺騙和疼痛,而在王家寬的那個世界裡卻看到了純潔和美好。當生活在都市裡的人整天抱怨沒有愛情的時候,想不到卻在遙遠的地方,有三個看不見、聽不到、說不出的人演繹了一段純美的愛情故事。

帶著這個不能當飯吃的理念,我們告別了田瑛,各自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蔣導不時地給我打一個電話,說正在找投資。而我則十分平靜地坐在電腦前,為一個付了我定金的投資商寫電視劇提綱。

2001年3月,我交完那個電視劇的提綱,就接到了母親病重的電話,於是跟單位請了公休假,從南寧回到我的家鄉天峨縣去看母親。天峨地處桂西北,是一個不太被外界所知的縣,但因為當時正在那裡興建中國的第二大水電站——龍灘水電站,慢慢的有了一點名氣。我回到天峨的第一天,就接到了田瑛的電話,說他和蔣導都將趕到天峨來,在不影響我陪母親的情況下一起創作劇本。他們分別從北京、廣州趕到天峨,這種不把事情做成絕不罷休的精神就像影片裡王家寬的那種執拗,使我大為感動。正是因為這一份感動,在沒有一分投資,沒有任何合同的情況下,我們三人住進了天峨縣政府招待所,開始了劇本創作。

眼看就要在電腦上打第一個字了,蔣導突然提出先到下面轉轉,看看外景,以便在創作時根據環境寫戲。我們去了天峨著名的景點川洞河(現改名為燕子洞),那裡有一個幾百米長的石洞,河水從洞中流過,人們進出都得划船,頗有世外桃源的味道。但看過之後,我們都覺得太江南水鄉了,特點不夠鮮明。於是吃了一餐那裡的河魚,我們就回到縣城。第二天,我叫表哥開車到鄉下去接母親,蔣導和田瑛一定要跟我同行。一座座山從窗外晃過,當轎車爬到八臘鄉丟草坳的時候,蔣導被面前壁立千仞的群峰吸引住了,忙叫停車。我的腦子一熱,脫口而出:乾脆把這個故事放到天上得了,也就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這個想法一下激動了我們。我們爬上山,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山尖尖,一看就有天上的感覺。外景就這麼定了,田瑛用總結的口吻說一切都是天意,假若今天我們不來看你媽媽,也許就把這地方和這種想法給錯過了。冥冥中,我突然感到是有一種東西在保佑我們。

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及每天用一個多小時陪母親聊天,其餘的時間我們全都貢獻給了劇本。十天之後,劇本的第一稿完成,天峨縣領導請我們吃了一餐飯,並叮囑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電影拿到天峨來拍。我們哼哼地應著,卻還不知道錢在哪裡。

乘著完成劇本後的餘興,我們在河池地區住了一晚,把劇本送給我的朋友河池地區電視臺臺長李昌憲檢驗。他是這個劇本的第一個讀者。第二天早晨,我們即將離開河池時,他請我們喝早茶,並告訴我們昨晚他看了兩遍劇本,覺得很好。他複述了一遍劇中精彩的細節,表示願意參與這部片子的拍攝。這個意外的訊息,又被田瑛歸納為天意的一部分。

蔣導回到了北京,還去了一趟日本。幾經周折之後,他跟中國文聯音像出版社接上頭。出版社看完劇本,同意投資,但也對劇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7月份,我和蔣導在南寧明園飯店封閉了十天,完成劇本的第二稿。經過蔣導的牽線搭橋,文聯音像出版社和河池電視臺也達成協議,雙方共同投資拍攝該片,後期製作費用則由日方影視公司負責。

後來,每隔幾天我就接到蔣導的一個電話,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一些關於電影籌拍的情況。比如音樂已經落實人選了,由葉小鋼來做;男主角也定了下來,是演過《藍宇》的劉燁;女主角也定了,董潔演蔡玉珍,陶虹演朱靈……

8月底,蔣導帶著他嘴裡掛著的那些演職人員全體開進天峨,開始了電影的拍攝工作。這部電影就這樣誕生了,在慢慢地離開我的時候誕生,成為眾人的孩子。2002年10月的一個深夜,與劉燁、董潔一道參加東京第十五屆國際電影節的蔣導給我來了一個長途,告訴我《天上的戀人》榮獲本屆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日本觀眾對天峨的外景印象深刻,他們將組團到天峨旅遊。

接完蔣導電話,我立馬電告天峨有關人士,說該片能夠獲獎有天峨風景的功勞。如今,15年過去,主創們都變成了大叔,但天峨的風光還是原樣,它一動不動地站在這裡,不管你來或是不來。

(作者介紹:東西,原名田代琳,生於廣西天峨縣。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後悔錄》《耳光響亮》;中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救命》《我們的父親》《東西作品系列》(8卷)等,廣西民族大學駐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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